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华夏雕版印刷肇祖于唐，勃兴于五代，盛行于两宋，而造极于明，经历了悠久、厚重而辉煌的历程。雕版刷印的图书是古籍目录著录的主要对象，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雕印版本图书的鉴定是版本学探索的重要内容，也是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的必然要求。现将雕印版本鉴定的依据综合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据牌记、封面和序跋

历代刻本，多在序目后边或卷尾书末刊刻牌记，牌记实质上是古书出版单位的标记，通常反映出书的出版单位、时间和地点，有的还反映了刻书过程，所刻字数，用纸情况等，所以鉴定版本时要重视对牌记的研究。如宋朝荣六郎刻本《抱朴子·内篇》卷末有五行七十五字的牌记:“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根据这个牌记，可定此书为宋绍兴二十二年荣六郎刻本[1]。

古书的封面相当于现代图书的书名页，封面上除书名、著者外，还经常印有出版年月、出版者或藏版者等事项。比较好的刻本，往往有名家在封面题写书签，这对版本鉴定很有利。例如清华图书馆藏元刻本《注陆宣公奏议》，封面有周永年亲手题 “陆宣公奏议至正甲午重锓本借书园藏”书签，有“借书园本”朱文印章 (借书园系清历城周永年室名)，经考证该书确为元至正十四年翠岩精舍刻本，周永年题签无误。如果封面所反映的刻书年代、作者及藏书家都与书的内容一致，那么封面则是很可靠的判断依据。

无论牌记或封面，大多刻有雕版年月、刻家姓名、室名等，据此可以判定版刻时代，但是，也有许多例外情况。一是后人翻刻时将原牌记或封面照样刻入，引起混淆;二是版片易主后，牌记和封面被挖改或者书贾作伪故意挖改牌记使之貌似另外刻本。

一般古书都有序跋，序文常刻在正文前，跋则在正文后。序跋内容多是叙述书中内容、编著意图或刊刻经过，文末署序跋作者的姓名、朝代和年月。序跋的撰写时间一般和刻印时间相差不远。因此，参照序跋所署年月，综合字体、纸张等，判定其刻板时间是比较可靠的，通常，判定时应当与后一篇序或跋所署时间一致。但也有后人翻刻时将原序照样刻入甚至有将序年挖改作伪的情况，所以不能单凭序跋断定刻板年代。

二、依据刻工姓名

古代刻工，为了肯定自己的劳动成果，往往在所刻书版中附刻自己的姓名或姓名中的一两个字，这些成为断定刻本年代的重要依据。如果一位刻工刻了两种以上的书，已知一种书刊刻的时间、地点，那么他所刻的其它书刊刻的时间地点也可从而证知。例如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刻本《广韵》，版心有刻工陈锡、包正、徐杲、徐茂、徐升、陈明仲、孙勉、徐政等人。而宋刻本《经典释文》，前人因其卷七后有乾德三年，开宝二年校勘官衔名，定为北宋监本，但在本书版心下也刻有孙勉、徐茂、徐升、陈明仲、徐政、徐杲、包正等刻工姓名。根据刻工姓名，可以判定此书当为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地区所刻，并非北宋监本。但是利用刻工鉴定版本时要慎重，要充分考虑到刻工活动时间的长短和活动地区的跨越。另外，明清复刻宋元本时，有连刻工也照样翻刻的，因此不能仅凭检验刻工这一种方法。

三、依据讳字

古籍中，为避免直接提到君父或其他尊者之名而将文字用某些方法加以回避，称为避讳。避讳的方法各朝不同，通常有改字、空字、缺笔、删字。秦始皇名嬴政，讳 “正”字，遇正字就改用“端”。汉承秦制，避讳也用改字法。有因避讳用墨围空字或以 “某” 字代替讳字的。如 《史记·孝文本纪》:“子某长，请建以为太子”。某是代替景帝的名字“启”的。避讳缺笔始于唐代，两宋及清也多有缺笔讳字。

这种习俗，本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者而形成的，但是因各朝避讳宽严程度，讳字不一样，这恰恰可以作为某一时代的标志，以此鉴定版本。例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东家杂记》条:“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勹，避宋高宗嫌名，间有不缺笔者，元初修改之叶。辨宋板者当以此决之”。[2](P355)这说明了 《东家杂记》 的版刻演变，这是一本宋元递修本。又如涵芬楼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 《后汉书》， “桓” 字作 “渊圣御名”;而 “构” 字则作 “今上御名”，知为高宗时刊本。

依据讳字鉴定版本，也要注意同一时代书，官刻本、家刻、坊刻避讳宽严不等，甚至有书贾作伪现象，因此，即使讳字很准确也还要从其他方面加以验证，才能终断定其版本。

四、依据题跋、识语及藏章印记

历代学者或藏书家，在他得到自己喜爱的书籍时，往往加以考证;对版刻源流和个人研究所得，常在卷首或卷尾书写题跋，识语，叙述其内容正误、版刻时代、流传情况、收藏源流及个人得书经过等。这些藏书家一般都具有丰富的目录版本学知识，他们鉴定的成果对于版本鉴定是很有帮助的。例如:

明末刻本《蜀中著作记》，扉页题“此蜀中著作记乃曹能始广《蜀中广记》之一也，全书一百二卷，世不经见，余生平所睹记者惟《名胜记》三十卷，《方物记》十二卷。此著作记故宫有之，第所存礻氏七卷。余方纂辑全蜀两宋文钞，乃于清华书库幸得此编，爰假归属写官别录目录副存之。能始留心志乘，多见古籍，其中文学颇足补余所未逮。第时有脱篇错简，若无它本可以是正，为足憾耳。庚午岁大寒节傅增湘书于藏园之长春室”。[3]根据傅增湘的题跋，我们得知明刻本《蜀中著作记》世不多传，除清华书库，仅故宫有一残本。书中所记巴蜀历代著作，有些至今已经失传。

学者或藏书家于题识外，还常钤盖自家图章印记，诸如楼、阁、斋、堂、姓名、别号、鉴赏等印。这些钤印，帮助识别版刻时代，并可以看出书籍流传情况。如宋刻巾箱本《礼记》，钤有 “天禄继签”、“嘉庆御览之宝”，知为清宫藏书散出者。又如明嘉靖刻《孟子》，钤有“益藩”、“皇明宗室”，知为明代王府所藏而散出者。

从藏书印中，我们可以了解该书曾被哪些藏书家鉴藏过，版本的时间下限当早于藏书家收藏时间。另外，通过藏书印记可以获得线索去寻找各家有无著录，从著录再进一步获得前人的鉴定意见。

五、依据各家著录情况

在版本目录著作中，著录事项不仅包括书名、篇卷、作者、版本外，还兼记牌记、刻工、讳字、版式、序跋、藏印等，尤其是有解题的善本目录，对版本的鉴定具有很高参考价值。早记录版本的目录是南宋尤袤的 《遂初堂书目》。历代都有藏书家编著的目录，钱曾、黄丕烈等也十分重视版本目录，著录都很细密。钱曾《读书敏求记》是一部有提要的目录，它从序跋、印章、牌记、版式、行款、字体、刀刻、纸张、墨色、装帧、校勘等方面来确定版本的年代和价值，同时还注意到祖本、子本、原板、修板的不同。其卷一经类所著录的 《春秋公羊经传何休解诂》 十二卷 《释文》一卷注有“此北宋椠本之精绝者，故附释文于经传后。若南宋人镂刻，便散入逐条注下矣。”[4](P26)又如卷三星命类所著录的《三辰通载》三十四卷注有“《通考》云:`钱如璧撰集'。此是南宋椠本，有南京解元唐寅印记并题字，知为伯虎所藏也。”[4](P121)

著录是版本鉴定的依据之一，但是也不可迷信目录，因为书贾也利用目录作伪，另外，有些藏书家为了提高自己藏书的声价而故意将明清刻本著录为宋元刻本。

六、依据版刻时代特点

有不少古籍，没有序跋，或是虽有序跋而未署年代，也无刻工姓名，亦不见藏书家著录，因此仍须从各朝代各地区的版刻特点等方面来判别。由于版刻时代和地区不同而形成其字体、刀法、纸张、墨色、版式、装帧等不同的风格特征，这些特征是从事古籍版本鉴定的基础。如宋刻本的字体，早期刻书多用欧体字，后期流行颜体，自南宋之后，柳体字增多;墨色刀法上，宋本用墨精良、浓厚似漆，着潮水湿也无漂迹，其刻工要求严格，笔法认真细致，字画丝毫不苟;纸张方面，北宋汴梁和南宋的浙本、蜀本，主要用白麻纸，南宋的闽本用黄麻纸，佛经用黄纸印刷;版式上，宋代早期刻书，多半是四周单边，后期演变为左右双边，左右栏线外粗里细，行字疏朗，白口，单鱼尾，版心多有刻工姓名和字数，每行字数相同，横排字不整齐;装帧上，唐朝为卷轴装，宋代以蝴蝶装为主，也有少数是佛经多折装，南宋时出现了包背装。

七、依据书籍内容

鉴定古书版本依据原书内容，通常虽作不出十分确切的鉴定结论，但却可以帮助我们推断某书版刻的大致年代，缩小考定范围。书籍内容包括书名、卷数、目录、人名、地名、年代、官名、体例、史实等。

1.书名

有些刻本，在书名上常冠以 “国朝”、“皇朝”、“圣宋”、“皇元”、“昭代”等字样，以示对当时政权的尊重。如刻有“皇明”、“大明”、“皇清”，其刊刻时代就更明确。同一书，如果后朝再刻，就不用上述字样，而改为“某朝”。如 《圣宋文选》、宋陈均编 《皇朝编年备要》从书名看，必定是宋刻。但《宋季三朝政要》、《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等书对朝代的称谓，明显是后朝人的口吻，所以不可能是宋刻本。另外不同版本书籍的卷端题名也不尽相同。如唐刘肃的 《大唐新语》 被改为 《唐世说新语》。宋沈括的 《梦溪笔谈》，宋乾道刻本及明清刻本，题名多是 《梦溪笔谈》，但元大德间湖南茶陵东山书院陈仁子刊印此书时，则题名《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

2.卷数与目录

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卷数往往有差异，所以人们能够利用卷数来鉴别版本。如朱熹的《诗集传》，宋刻本为二十卷，元刻本便分为十卷。明嘉靖吉澄刻本，不但书名改成了 《诗经集传》，卷数也改成了八卷。而明嘉靖三十五年崇正堂刻本，名 《诗经集传》，又恢复成二十卷，与宋刻本分卷相同。另外，后人在翻刻或复刻前人著作时，其差异往往从目录中反映出来，目录中子录顺序有变化，或者名称不同，这些差异也可以作为鉴别版本的依据。

3.人名、官名及地名

通过对书中出现的人名如书籍编撰者、校刻者、作序者以及书中出现的其他人所生活时代的考证，也可以鉴定版本。而且，人名前所冠的职衔，也随时代变迁而不同，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如翰林院职官，清代称为翰林院掌院学士，明代则称为翰林院学士，元则称翰林国史院承旨，宋称翰林学士承旨。而且，一个人任什么职，什么时候加封晋级，什么时候被贬等大都有特定的时间，有时借助地方志，可以了解这一点，就会发现可靠证据。如济南刻本 《皇帝内经》，书中无刊刻年代，字作赵体，有点儿元刻本的味道。但书的卷端有“历城教谕田经校刊”一行文字，各人名辞典均无田经其人，经查《历城县志》，乃知田经任历城教谕在明嘉靖初年，则此本为明嘉靖时刻本无疑。

地名随时代发展而有所沿革，具有时代的烙印，因此，也可据以鉴定版本。如一九五三年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出土的唐刻本 《陀罗尼经咒本》，卷首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据成都府原称蜀郡，唐肃宗至德二年改蜀郡为成都府，知此咒本之刻决不会早于至德二年。[5](P177)

4.年代、史实及体例

书籍内容中所涉及的年代及所载史实对于版本鉴定是很有用的，因为记事讫止时间一般同书籍编撰出版时间相差不远。如魏隐儒所举的例证 《家礼集说》，不分卷，题锡山后学冯善编集。半页八行，行十八字，四周双边，上下粗黑口，单鱼尾。薄绵纸，四册。此书流传极少，各家多不著录，若按字体，颇似元末风格，定为元本。经细审内容，文中有“……维宣德几年某月甲子朔，……”等字样，当为明宣德刻本[6](P151)。此书藏沈阳故宫博物馆。

书籍的编纂体例也随时代而有变化，据此我们也可以鉴定版本。清钱大昕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唐人撰九经疏，本与注别行，故其分卷亦不与经注同，自宋以后刊本，欲省两读，合注与疏为一书，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矣。……尝见北宋刻《尔雅疏》亦不载注文，盖邢叔明奉诏撰疏，犹遵唐人旧式，谅 《论语》、 《孝经》 疏亦当如此，惜乎未之见也 。”[2](P46)

八、别本比勘，综合考辨

在鉴定版本的过程中，用别一相同或相关的本子比勘是可靠、有说服力的方法。比勘不仅要从文字内容上进行，而且还要从版本的字体、行款、版式、纸张、墨色及刷印情况等各个方面对同书的各个版本进行细致的比较查对，然后进行分门别类的有条理的比较鉴别。利用比勘法，我们可以了解版本源流，判断版本优劣，辨别版本真伪，发现目录著录版本的错误。版本学家都很重视这种方法，王重民先生在利用比勘法鉴别一书各本优劣高下、价值大小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综而言之，上述种种版本鉴别方法，一方面是依据图书的外观形态进行的，一方面是依据图书的文字内容进行的，但是在实际的版本鉴定工作中，存在着复杂的情况。在书籍流传过程中，书贾作伪如挖改牌记、增删讳字、抽序跋、换年号、易书名等给具体鉴定工作带来很多麻烦，而且各种版本鉴定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不是准绳。因此，如果仅凭一种或几种方法来鉴定版本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靠的，只有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分析、反复比较才会得出正确的判断，达到版本鉴定的目的。（朱方琼）